1.49 Status Anxiety
Hui: 作者阿兰.德波顿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他也不是个心理学家），而是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角度分析这种焦虑的由来，以及可能的缓解途径。我们为什么需要他人的认同？从什么时候起有“势利”这个词？哲学、艺术、政治和宗教如何帮助我们舒缓这种焦虑。我个人认为作者并没有批判这种焦虑，而是避开了道德判断，就事论事的讨论身份的焦虑。
1.49.1 焦虑的起因
1.49.1.1 渴求身份
被他人注意、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只言片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 道德情操论
民主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藩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爱的重要性
－ 缺乏爱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被人漠视让我们绝望，愤怒？…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和自我认知像一只漏气的气球——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人的爱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同事的一句心不在焉的问候，几通没有应答的电话就可能使我们闷闷不乐，而如果有人记住了我们的名字，或送来一只果篮，我们又觉得生活洒满阳光。
Hui: 宗教将这个“他人”指为神，一个超越人类的存在。尺度决定格局，格局进一步决定“大事”和“小事”的定义，如何分配你的时间和精力。You are what you do.
1.49.1.2 势利(snobbish)倾向
势利者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
因为一个人的权力和声望是我们最本质最难以去除的身外之物。虽然无须等待到我们离世，我们就可能失去权力，变得寂寂无名，但我们如孩童般对爱的渴求，永不停歇。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唯一根源。哪些对自己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没有心思成心矮化他人。傲慢背后藏着的无非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不如自己。…对于这种由于渴求尊严而受挫并深感恐惧的情绪所导致的势利倾向，我们应该多一些理解和悲情，而不是一味去苛责。
1.49.1.3 过度期望
物质进步： 18世纪初，英国引导了西方世界的关键性变革。由于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轮作制、科学喂养和土地综合利用），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 19世纪，消费方面的变革继续扩展、深化，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大商场。大批科技发明：玉米片，开罐刀，缝纫机，打字机，加工食品，卫生设施，电话 20世纪物质生活更加进步 平等、期望和嫉妒 随着物质进步，西方各国的民众对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强，这源于人和人之间的比较。
Hui: 这里作者并没有证据支持物质的进步使得比较加剧。因为在任何时期人的比较心理都是存在的，那为什么物质进步以后由于比较带来的焦虑更强呢？
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宣称：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知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
只有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势利”这一带有贬抑和歧视色彩的用于才可能出现。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权力来换取社会的保护。…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年轻的美国旅行时，看到有一种人们未曾料及的“疾病”正在蚕食这个新国家的每个公民的心灵。的确，美国人非常富有，但这种富足并不能阻止他们想要获得更多，一旦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资产时，他们便寝食难安。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一章的篇幅（“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精道地分析了“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嫉妒”和“平等”之间的关系。
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藩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
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
\(自尊 = \frac{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
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努力取得更多成就；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一个人若对来世的可能丧失信念，在希望受挫后他遭受的打击可能会更大。那些相信现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的人可能觉得他人在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世界中一现的昙花，因而不易心生嫉妒。
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变得更高了。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若将现代人同原始人进行比较，其结论是否和绝大多数人固有的想法大相径庭？因为二者之中生活更如意的，在卢梭看来显然是原始野人。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务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我们所期待的远超过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1.49.1.4 精英崇拜
穷人优于富人的故事： 基督教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它让人觉得他可以不需要上帝就可以过上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东西就是罪恶。而金钱能给人带来物质的享乐，也能给人某种自由的感觉，因此，金钱似乎难辞其咎。 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 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 在上帝看来，时间的地位并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义 从任何层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
富人优于穷人的故事： 贵族阶层多是世袭其家族的钱财和庄园，而今精英统治的经济体系下的富裕阶层凭借的却是自己的个人奋斗，因此，他们的致富能够体现个人的价值，这是先前的贵族阶层从未体验过的。但另一方面，现今穷窘的底层民众也多了一份羞辱感，这也有别于先前的农夫们：先前的农夫们由于被剥夺了生活中的任何机会，因此他们幸运地无需为自己的境况感到羞辱。在新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获成功者要回答，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从哪方面都是优秀、聪明和有能力的，却依然那么贫困，变得更为棘手和痛苦。
在精英崇拜的社会的温床上渐次萌生的这些越来越苛刻的观念影响下，人们开始认为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那些杰出的人一定会迈向顶层，而那些懒汉们也注定要终身在贫困线上挣扎。
现今社会，不论一个人身世如何卑微，他都清楚自己的生活充满无限机遇…如果在旁人眼里，他一再被认为是“笨蛋”，那么他恐怕真的就是笨蛋…更为残酷的是，他们将注定身份低微，而且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如此直白：因为他智力低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被剥夺了成功的机会。他应该清楚这一切，不是吗？［精英崇拜的兴起］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1.49.1.5 制约因素
在传统社会里，要获得上层身份异常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上层身份一旦获得，就不易丧失。…现在社会的主要欲望却使这一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废除世袭的特权身份和天生的下层身份，从而使社会身份完全取决于个人成就——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成就。
由于经济体系的性质，获取社会身份的奋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不确定性，它解释了我们在等级社会里为何无法稳妥地获得或持有一个自己渴望的位置，无法预测的因素： 变换的才能：我们远远不能拥有自己偶尔展现的才华，我们的成就大多好像来自于某种外界力量所施的恩惠，而这种外界力量的出现与消失决定了我们生活轨迹和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很难对成功所需的能力进行把握，因而我们在与未来相关的事务中被迫处于一种屈从和焦虑的状态中。
受运气的制约：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固然令人恐慌，但在一个以理性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世界里，几乎不能用“坏运气”对失败提供可信的辩解，生活在其中恐怕要更加困难。
受雇主的制约：《三英亩地与自由》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美思潮中不断为人提及：要想过上幸福生活，一个人就应该努力逃脱对雇主的依赖而直接以自己的节奏，为自己的幸福工作。…作为一个雇员，其痛苦不仅来自于对不能被长期雇佣的担心，而且来自于各种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所产生的羞辱感。…各种机构的金字塔中，成功爬到顶端的并不一定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却往往是那些精通权术之人，而权术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得以传授。
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公司提高盈利率的最有效、最快速的途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幅度的裁员。…在历史的长河中，物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曾经比提供和消费它们的人类的生命周期更为长久。…但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产品的生命周期急剧缩减，从而破坏了工人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心理。
受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但人类几乎随时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多了。《国富论》
“劳动力”和其他因素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没有得到论述或重视，劳动力能够感觉到痛苦。
工作是决定我们所获得尊敬和关怀多寡的最关键因素。我们对爱的需求保持稳定不变，且丝毫不亚于孩提时代，因而在我们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确定条件之间产生一种不平衡。
1.49.2 解决方法
1.49.2.1 哲学
决定我幸福的不是我的社会地位，而是我的判断；这些判断是我能够随身携带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我自己的，别人无法从我身边拿走。[爱比克泰德《谈话录》100AC]
叔本华建议，要想改掉希望被他人喜欢的毛病，最快的途径就是对他人的品格进行研究，他人的品格绝大多数都粗野残忍、愚蠢麻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是什么形象，而在于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用叔本华的话说：“只有击中目标的谴责才能使我们受到伤害。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他不应该受到某种谴责，那么他可以满怀把握地对此不屑一顾。”……形成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并从中获得一种可靠而有根据的满足感。
1.49.2.2 艺术
阿诺德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
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
悲剧：我们对他人惨败的同情几乎全都是因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一旦把我们置于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也会非常容易地遭遇与他们相同的悲惨经历，同样，一旦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是那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同情会大打折扣。
在我们内心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品质，包括最优秀的品质和最劣质的品质，在合适的情形下，或不如说在错误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干出任何事情。
如果说悲剧作品能让我们对他人的失败给予比平时更多的关注，那主要是因为悲剧艺术能够引导我们探究失败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对实际情况了解越多，我们就会更易于理解他人，原谅他人。
1.49.2.3 政治
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苦直接相关，这一点构成了一些人对现代身份理想提出质疑的关键所在。
偶然性事件按照它难以捕捉的意愿决定着我们的身份和名誉，我经常看见机遇走在美德前面，而且占有绝对优势。
不管我们认为自已在思想上多么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在思想上多么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现象。
我们同样能够很容易地误解特定职业的魅力，因为这些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被人剪辑掉了，而只剩下了那些人们无法抗拒的优点。我们总是在阅读结果，而不是整个过程。
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1.49.2.4 基督教
如果财富，尊严和权力能够为我们购买某种感情，而且只要我们的身份仍在继续，这种感情就会继续，但问题是我们注定要在无助和落魄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弥留之际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样被人关怀，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经受住我们身份变化腐蚀的人际关系。[If wealth, esteem and power buy us a kind of regard that will last only so long as our status holds, but conversely we are destined to end our lives defenseless and disheveled, longing to be comforted like small children, then we have an unusually clear reason to concentrate our energies on those relationships which will best survive the erosion of our standing.]
死亡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或许就是引领我们去追求任何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同时还会鼓励我们漠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他人的评价毕竟与我们的死亡没有丝毫关系。对死亡的预见能够使我们追求我们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Typically, the thought of death may be expected, first, to usher us towards whatever happens to matter most to us…and second, to encourage us to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verdicts of others—who will not, after all, be doing the dying for us. The prospect of our own extinction may draw us towards that way of life on which our hearts place the greatest value.]
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时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作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To consider our petty status wor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housand years hence is to be granted a rare, tranquilizing glimpse of our own insignificance…Vast landscapes can have much the same anxiety-reducing effect on us as ruins, for they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nfinite space, as ruins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nfinite time… A fine remedy for our anxieties over our low status in society may be to travel—-whether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by viewing works of art—-through the gigantic spaces of the world.]
我们越认为普通生活令人耻辱、肤浅、低贱或丑陋，我们想要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
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过一种连一般的尊严和舒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
1.49.2.5 波希米亚
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在性生活上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此时短发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
在Henri Murger写了一本记录巴黎阁楼和咖啡馆生活的畅销书《波希米亚人生活札记》（1851）之后，人们用波希米亚人指在某些方面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
波希米亚可以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
我们有自由认识到我们对蒙羞的忧虑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社会群体的判断方法。[We are at liberty to ensure that our worries about being disgraced will arise principally in relation to an audience whose methods of judgement we both understand and resp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