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 Chrysanthemum and Sword

菊与刀

这是一本深入剖析日本人性格的文化经典书籍。1951年，这本书被列入“日本教养文库”后，到1963年就已经重印了36次。不仅如此，作为美国政府委托研究的产物，这本书更是成了美国战后决定对日政策的决策依据，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的命运和格局。

一、日本人的报恩文化

因为报恩的心理负担太重，所以整个日本民族都在日常生活中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别人背负上一种恩情。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天平能够在欠恩和报恩之间保持平衡。否则他们内心会一直处在纠结自责的状态。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甚至有一条法律规定：“遇到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就是出于这种报恩文化的影响，避免因为帮忙而让人陷入必须报恩的负担之中。对日本人来讲，突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是最讨厌的事。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而一旦日本人决定报恩，就几乎是毫无原则的。

比如报答皇恩。在中国，我们经常说“皇恩浩荡”，但我们报答皇恩有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皇帝必须是个好皇帝，忠的上头要有个更高的标准——“仁”。但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把“忠”作为最高价值，而把上面的“仁”给拿掉了。所以，日本人报答天皇的恩情那可是毫无原则的。不管天皇值不值得效忠，一概不管。所以中国更迭了无数个异姓王朝，一有暴君就被推翻，可日本却几千年来万世一系，天皇从来就没有被推翻过，全是他们家在统治日本，就是这种不加反思的报恩思想导致的结果。

中国的“仁”的概念在日本贬得一文不值，从而“孝”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和与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以被废除。

二、日本人的耻感文化

西方人做错了一件事，不论别人是否知道，他们都会产生一种罪恶感，并强调内心的忏悔和赎罪，这是罪感文化的表现。但是耻感文化就不一样，他们不太讲究一件事本身的是非，而是看重这件事给自己带来的羞耻感。换句话说，如果别人不知道，不去羞辱自己，就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而不会自己主动的忏悔和赎罪。所以，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他们想的可能是极力先掩饰和否定，避免让别人知道。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约束来行善的，真正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内心的知罪行善的。

日本人确实会压抑自己的天性，但原因是对名誉的重视，而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出于心里扭曲。日本人对于名誉极度珍惜，正是因为这种非常敏感的耻感文化，才会为了一点名誉的受辱而选择自杀，用这种方式挽回名誉。

复仇是特定场合需要执行的一类“道义”，除此之外，还包括镇定、克制的行为。直至今日，仍有人在除夕之夜自杀，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日本的报复行为已经很少）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着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由进攻性越来越趋向于自卫性，已更多地以自我心理麻痹来代替挑起不必要的斗争。

正是因为日本人太看重名誉，自杀率又高，所以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在日本到处都有中间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甚至在日本还有一种中间人专门负责帮助求职者探听雇主意图，或者把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日本人面对侮辱，反应就很激烈。他们觉得，只要受到的侮辱没有报复回去，这个世界就不平稳，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所以复仇是美德，而不是罪恶。

三、日本人的道德观念

日本人对感官享乐特别宽容。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肉体根本不是罪恶。追求肉体的快感没有任何可以感到羞耻的地方。 日本人就没有我们这么强烈的善恶观。日本人之所以不喜欢善恶观，是因为他们觉得日本人天性就是善良的，所以善恶论的道德律不适合于日本。在他们看来，有一些国家的人之所以特别强调仁义道德，那是因为，他们的劣根性需要用这种道德观念加以约束。

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纵情沉溺于享乐，人们的生活变得很矛盾。他们像培养艺术一样享受肉体，在品位之后，又牺牲享乐，去履行义务。所以，一旦有所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放弃所有肉体的享乐，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不和最高义务相冲突，任何肉体和感官的享乐都没有必要加以贬低和排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日本才会有那么发达的色情产业，而且，僧侣也是可以结婚的。

二战后，德国人能深刻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但唯独日本人不行。就是因为德国属于罪感文化，而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待罪的态度上，耻感文化只有耻辱感，而没有什么罪恶感。它本来的文化里就没有太多的善恶观念。哪怕干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没有忏悔和赎罪的观念，即使认识到自己的确犯了罪，也要想方设法不承认，掩盖罪行，不让世人知道。因为只要别人不知道，就可以避免这种耻辱。